供销社划算得多！
钱，像涓涓细流，慢慢汇聚。
虽然每一分都带着汗味和泥土味，但流得越来越稳当。
我抠门的习惯没改，但对小梅，我舍得多了。
她的饭碗里，不再只有稀粥和咸菜，偶尔能见点油星，有个鸡蛋。
过年的时候，我咬牙扯了几尺花布，请李大娘帮忙，给她做了身真正的新衣裳，红底小碎花的，喜气洋洋。
村里的风言风语也变了调。
王秀英刚跑那会儿，那些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，像针一样扎人。
现在，再推着板车进村，听见的议论声不一样了。
“瞧卫国这娃，真能吃苦！
天天起早贪黑的！”
“听说他倒腾山货，收破烂，攒下不少呢？”
“啧，离了王秀英那个搅家精，人家爷俩日子反倒过起来了！
看小梅那丫头，穿得多鲜亮！”
这些话，顺风飘进耳朵里。
我脸上没啥表情，照旧吆喝着收破烂，但心里头，那块沉甸甸压了太久的石头，好像又松动了一些。
腰杆，在不知不觉间，似乎也能挺直那么一点点了。
日子像村头那条小河，哗啦啦地流着，转眼就过了三年。
三年，一千多个日夜。
每一天都浸在汗水里，泡在风霜里。
我的脸，被山风和日头刻上了更深的沟壑，粗糙得像老树皮。
手上的茧子，一层叠一层，厚得刀割上去都未必有感觉。
可我的腰包，不再是干瘪的。
那本厚厚的、用麻线装订的账本，密密麻麻记满了歪歪扭扭的数字。
每一笔收入，哪怕只有几分几毛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那是我和小梅活命的底气，是我一点点从泥坑里往外爬的脚印。
山货的生意越做越熟。
我不再只靠碰运气。
哪片山坳几月出什么蘑菇，哪条野径几时野果最甜，我心里都画了张图。
我还摸索着跟县里几个小饭馆搭上了线。
晒干的野山菌、山核桃、毛栗子，他们稀罕得很，给的价比供销社高出一截。
城里人吃个新鲜，图个山野味儿。
破烂摊子也变了样。
我不再是那个推着破板车、扯着嗓子满村吆喝的“破烂李”了。
靠着攒下的钱，加上一点点从信用社贷来的款子（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借钱，手抖着按下的手印），我在村东头靠近大路的地方，盘下了生产队废弃的一个旧仓库。
地方不大，土坯墙，茅草顶，
